無論是《包寶寶》還是《青春變形記》都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沒有表達對電影的期盼，而是提出了更多文化層面的批評，但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一種文化需求，即“我想要看到我自己”，而在我看來，這也是當今極度需要被滿足的需求，也是為什么部分電影即便內(nèi)容一般也能獲得極高票房的原因之一。

到目前位置，在新時代的文化策略中成長起來的人們，一直面臨兩個問題，其一是外國電影的大行其道，電影院中充斥著好萊塢面孔，他們用極高水準的技術(shù)統(tǒng)治著觀眾的視聽體驗，滿足著隱性的激情需要，當然這一點在近些年逐漸改善。其二，電影院的國產(chǎn)電影缺乏具備總體性的形象代表，這一點就不得不聯(lián)系前一點，好萊塢的統(tǒng)治業(yè)已走向終結(jié)，但國產(chǎn)電影的面貌依然模糊，當然已經(jīng)有了一些代表作品，但想要建立起一種新的大眾化風格體系，還需要很多很多。

在這里就出現(xiàn)了那個問題，到底我是誰？黑暗的影院中閃爍的銀幕照亮著每一個觀眾的面容，然而這道光又將把人帶向何處呢？通過大眾媒介大肆傳播的電影并非無辜的，它如同不會反射的鏡子，將面容加于觀眾，這一點在涉及歷史題材時最為顯著，它高聲說著我們是這樣的，觀眾自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但這算盤歸根結(jié)底也并非自帶的，而是過去獲得的。過去的小算盤使我們能夠抗拒也能夠認同，但在今天又顯得不夠明確，有許多不同的答案。

回到《包寶寶》和《青春變形記》，總結(jié)來說對它們的攻擊來自于其中的中國元素，在異鄉(xiāng)的中國元素其形式依然能引起我們的回憶，因而它們構(gòu)成了與我們相對的鏡子中的形象，但這說到底是誤認，它是北美華裔的，而不是中國大陸的，而后者的鏡子依然被水霧所遮蔽，身份證還在尋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