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熱帶榕樹，本篇是百越文明演進史的番外，我們來講越王勾踐。

關(guān)于勾踐，大家耳熟能詳?shù)牡涔释ǔＳ袃蓚€，“臥薪嘗膽”以及“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

臥薪嘗膽是美名，自不必多說，三千越甲可吞吳的志氣，為歷代所傳頌。

與之相比，不可共富貴，功成名就后范蠡跑路，文種被害，基本只能算得上遺臭萬年了。

一、功臣

不過大家是否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

對功臣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在后世大一統(tǒng)王朝雖然比比皆是，案例豐富。

但翻閱史料，春秋戰(zhàn)國時期，類似事件卻是非常罕見的。

當時的士大夫們，可能會為了理想得罪舊貴族而喪命，比如推行改革的商鞅。

也可能會因為主昏臣庸，打擊陷害，搞得家破人亡，非死即殘，比如伍子胥。

再或者禮崩樂壞下，國中上下猜忌，互相謀害，也屬正常，《史記》中就記載：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p>

可即便這個時代混亂至此，你真要去找一個君臣相知相識，同甘共苦，起于微末。

卻在成就大業(yè)后，因為功高震主這種理由翻臉無情，痛下殺手的案例，卻也是非常困難的。

道理很簡單。第一，春秋戰(zhàn)國時代，是競爭高度激烈的大爭之世，那是真正意義上的：

“君不正，臣投他國?！?/p>

稍有作為的諸侯都求賢若渴，君主猜忌臣子，臣子也不是傻子，真到了危急時刻至少還有跑路這個保底選項。

典型案例如樂毅，燕惠王不信任他，他立馬就投了趙國，被封為“望諸君”。

而且，卸磨殺驢也很容易把名聲搞壞，以后再想招攬人才就困難了。

這種損失，沒了對手的大一統(tǒng)王朝或可承受，但對于志在爭霸的諸侯，絕對是致命的打擊。

所以當時諸國國君，通常都十分熱衷于維護自己的良好形象。

仍以燕國為例，燕昭王筑黃金臺吸引干才，留下了“千金買馬骨”的美談。

樂毅走人后，燕惠王公開表示后悔，將其兒子封為昌國君。

找不到能夠服眾的理由而殺害功臣，代價太過高昂，非不得已沒人愿意走到這步。

第二，也是最根本的一點，春秋戰(zhàn)國，尤其是春秋時期，諸夏各邦國的主流制度仍是分封制。

分封制下，天子將土地賜予諸侯，諸侯將土地二次分配給卿大夫。

基本上各級官僚，都有自己的封邑、稅收和軍隊。

君主沒有絕對的權(quán)力，自然沒法對同樣強大的下屬為所欲為。

如果某位大臣，真的已經(jīng)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那么國君恐怕也已經(jīng)沒有懲治他的力量了。

所以講了這么多，大家是否感覺到了越國歷史的蹊蹺？

如果僅從“不可共富貴”的角度思考，勾踐是沒有足夠動機逼走范蠡，殺害文種的。

二、援助

那么勾踐所作所為背后的邏輯，到底是什么呢？

想弄明白這個問題，必須先從“臥薪嘗膽”講起。

通常情況下，大多數(shù)人對越國滅吳的印象，一般是韜光養(yǎng)晦，積累實力，然后一舉成功。

整個故事中的主角就兩個，勾踐和夫差。

然而真實的歷史，要復(fù)雜得多，越國能夠崛起，與楚國的援助是分不開的。這一點在本系列視頻第二篇中，曾詳細講過。

大致就是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當時很強大的吳國，楚越進行了實質(zhì)上的結(jié)盟。

越國每年向楚國輸送大量物質(zhì)財富，也就是《吳越春秋》中提到的：

“春秋奉幣玉帛以貢獻焉，未嘗敢絕?！?/p>

作為回報，楚國手把手教越國搭建國家框架、組建軍隊，甚至是輸入先進的技術(shù)。

以至于勾踐討伐吳國的時候，軍隊中還有成建制的楚人武裝，所謂：

“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戈。”

而范蠡和文種，就是在楚國開始大規(guī)模援助的情況下，來到越國的。

現(xiàn)存典籍中，沒有明確提到這兩人早年的身份職位。

所以他們輔佐勾踐，到底是個人行為，還是楚國官方委派，現(xiàn)在也不太好下結(jié)論。

不過個人是比較傾向于官方委派的，或者說這兩人至少有官方背景。

理由很簡單，《史記》記載，范蠡跑路后，以經(jīng)商巨富，是為陶朱公。

他的兒子后來在楚國犯了死罪，于是便找到了昔日好友莊生，希望其能夠從中周旋。這個莊生，根據(jù)記載：

“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p>

能和國師這個級別的人物交好，范蠡如此人脈，怎么可能和楚國朝野脫得了干系？

想明白了這一層，勾踐為什么痛下殺手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在本系列視頻的第四章，曾經(jīng)詳細剖析過楚越關(guān)系的變化。

當吳國滅亡，共同的敵人消失后，楚國和越國立刻成為了地緣上的戰(zhàn)略對手。

勾踐消滅夫差，自身損失也很大，《韓非子》曰：

“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

這種情況下，楚國又是怎么做的？乘火打劫，以開戰(zhàn)相威脅，強迫越人割讓“露山以西五百里”的土地。

雙邊關(guān)系在急速惡化，類似范蠡、文種這樣的楚人，又要如何自處？

更糟糕的是，楚國在提出割地要求后，勾踐一度想訴諸武力，文種又竭力勸諫道：

“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zhàn)，必不克，不如賂之?！?/p>

如此態(tài)度，無論是出于公心還是私心，都足以讓勾踐猜忌了。

信任往往要在同生共死后才能建立，而懷疑的種子只要一瞬間就能發(fā)芽。

如果繼續(xù)任用范蠡、文種，滅吳之后論功行賞，他們的封邑絕對不會少，甚至可能會成為越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卿大夫。

與楚國的戰(zhàn)爭隨時可能爆發(fā)，而自己的左膀右臂，乃至武裝力量，又都有楚國官方背景，勾踐的焦慮可想而知。

范蠡看到了其中的危險，選擇跑路，文種沒有，因此遇害。

所以個人的看法，所謂“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真正的原因在于當時國際關(guān)系的惡化。

參考資料：

《史記》

《韓非子》

《吳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