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同事來訪，給我送了兩本書，一本是人大經濟學院的賈根良教授《國內大循環(huán)——經濟發(fā)展新戰(zhàn)略與政策選擇》，另一本是北大路風教授《新火——走向自主創(chuàng)新2》。如獲至寶的我花了半天時間把兩本書一口氣翻下來，并對其中的重點章節(jié)進行了點評批注，頗有感慨。

我跟賈根良教授初次相識，大約是2010年左右在工信部一次內部會議上。主題是新一輪工業(yè)革命與中國的應對之策，有四位專家發(fā)言，第一位是副部級官員出身的國務院參事，這位老同志的演講是出名的冗長而空洞，從下午兩點講到快四點，主持會議的年輕司局級領導不好意思打斷他，最終導致我們其他三位等待發(fā)言的人臉色都很難看。等他終于“心滿意足、打完收工”，第二位資深專家上來直接就開始懟他，完全不給面子，弄得老同志說聲“家里有事”就提前走了。剩下兩位，就是賈老師和我，我們的發(fā)言都比較簡短，因為實在是沒有時間了，但是觀點都比較鮮明。我記得他當時就旗幟鮮明地主張內循環(huán)。我那幾年主要研究中國對外經濟政策背后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以我當時的觀點，我雖然贊同其中一部分，也認為全球化有可能會趨于逆轉，但是仍然覺得他有點太“閉關鎖國”，豈不是搞封閉經濟嗎？但是今天再讀他的書，我發(fā)現十年來我的學術觀點已經無意間向他靠攏一些，而他關于全球化的觀點也已經有了某些改變。

他的書中有很多點我都很同意，比如不要繼續(xù)依賴出口導向性的“東亞發(fā)展模式”，而要實現貿易平衡或者略有逆差；不要被貿易和外資的雙順差侵蝕乃至取代我國的貨幣金融主權；要把補貼外資和外國消費者的錢用來分配給國內中下層民眾，從而用增長的國內需求創(chuàng)造更多的國內就業(yè)。其實，這種發(fā)展政策的新思維就是擺脫依附式增長模式。我的《政經啟翟》節(jié)目中多次探討過。

如果說賈根良教授的《國內大循環(huán)》是從宏觀視角討論問題，那么路風教授對發(fā)展模式的切入視角則是中觀微觀層次的。他用核電、液晶面板、數控機床、高鐵等翔實的案例，駁斥了“引進、消化、吸收、再創(chuàng)新”這種技術發(fā)展主張，提出了“產品開發(fā)平臺”這樣一個新概念，論證了自主創(chuàng)新的必然性。他的《走向自主創(chuàng)新1》早就因為朋友的推薦買過，現在《新火》一書與之風格一脈相承，但是在理論上又有進展。他的不少觀點在我的書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以后我講課的時候很可能會大量使用他書中闡述的微觀案例以支撐我的宏觀理論。

時勢造英雄，逆全球化現象把我們這些人的名氣和觀點抬高了，而以前人們耳熟能詳的那套說辭和政策路徑遭遇了巨大的信任危機。放在2008年之前，我們這些觀點會被視為大逆不道，2016年特朗普上臺之前，在非專業(yè)群體看來也是不可思議。我們這些政治經濟學者的共同點在于：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思想史有比較深入系統(tǒng)的掌握，也正是因為如此，才能夠跳出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提出一系列原創(chuàng)獨立見解。

路風教授在中央政府部門工作多年，又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碩博，回國后搞產業(yè)的研究。賈根良教授則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領域的大專家。我自己的專業(yè)比較雜，在美歐多國待過，見識過不同模式的市場經濟，也讀過不少世界史和思想史，所以比較不容易被此前流行的自由主義洗腦。

改革開放時代，有些知識分子靠販賣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條，販賣華爾街的觀念就在國內獲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名聲，做中間商賺差價。他們至少客觀上成為西方對我們展開思想殖民的代理人。林毅夫教授令人尊敬之處在于，他雖然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正牌博士畢業(yè)，但是他擔任世行職務周游世界目睹各地實際發(fā)展情況之后，能夠斷然反思和批判老師們的理論。當然，以賈根良或者我的理論觀點來看，林老師的新結構主義屬于調和折中派，革命還不夠徹底，由此而提出的一些政策觀點也有值得商榷之處（關于他主張東北應該重新搞紡織工業(yè)的觀點，我會專門出個視頻討論）。

我們這批人則更多是本土社會科學自主創(chuàng)新的代表。我們不是憑空創(chuàng)新，而是對西方學術思想史更深的理解基礎之上，根據歷史、事實和常識來進行自主創(chuàng)新。我們不是在販賣美國學界的流行主張，我們把眼界拓展到歐洲的經驗教訓中去，尤其是德國的歷史主義經濟政策。我們重點看美歐日韓各國在歷史上究竟做了啥才成功，也就是不聽其言，只觀其行，然后再結合我們自己工業(yè)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才有的這點點思想創(chuàng)新。

那么，我們的這些理論和主張有沒有成為主流政策？答案是，正在變化過程中，但是不是一早一夕之事。

理論之爭，不僅僅是口舌筆墨之爭，而是必然牽涉到政策路線之爭，而背后則有不同區(qū)域、階層、利益群體的盛衰榮辱與之相連。一個學派的信徒掌握權力，實施其理念主張，則師徒俱貴。一旦其理論被實踐證偽，則學者聲名掃地，徒眾朝堂難容。有一位大師級的老教授跟我這樣解釋英文中的“establishment”建制派這個詞：這個群體的外層是達官貴人富商名流，但是其內核只有兩個群體，一是修道院里的僧侶，二是大學里的教授。塵世間的功名利祿盛衰榮辱，其實都可以追溯到他們中某些人頭腦中的靈光一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