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最近登載了宋志堅的雜文《兩面鄒忌》，對歷史人物鄒忌的兩面性頗為費解。鄒忌勸齊王納諫時“真誠，睿智，十分陽光”，為時人與后人所稱道。但鄒忌設(shè)計陷害田忌，置無辜的田忌于死地，又是“狹隘、下作，非常陰暗”。作者又舉出李斯的例子：秦王全面驅(qū)逐外國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李斯寫了流傳千古的《諫逐客書》，其立論之正，論據(jù)之充分，語言之酣暢，情感之真摯，深深打動了秦王，居然使秦王立馬廢除了逐客令。李斯當上相國后，李斯的同學、法家思想家韓非來秦，秦王對韓非十分器重，這時李斯的行徑跟鄒忌一樣：設(shè)計陷害韓非，使韓非屈死。

于是作者發(fā)出這樣的感概：人性之善惡，并存于一體，善惡博弈，此起彼落。這種博弈也叫“內(nèi)心掙扎”。人性之善“起”時就有善行；人性之惡“起”時就有惡行。這種善與惡的博弈，也可以體現(xiàn)為事業(yè)心與名利心的較量，哪一種“心”占上風，就會有與哪一種“心”相應(yīng)的行為出現(xiàn)。這種兩面現(xiàn)象，人們通常以“人會發(fā)展變化”去詮釋，其實，也不妨從“人性”的層面去剖析?！@段解釋似是而非，隔靴搔癢，沒有擊中要害。

其實這不是人性善惡并存、何者占上風所致。鄒忌的兩種行為，表面看非常矛盾，不像是一人所為，但實際上并不矛盾：鄒忌是個聰明人，否則不會當上相國。勸齊王納諫，創(chuàng)造一個開明興旺的齊國，是相國的責任，符合鄒忌的個人利益。而田忌有當相國的可能，這就與相國鄒忌的個人利益發(fā)生嚴重沖突。鄒忌設(shè)計陷害田忌，置他于死地，同樣表現(xiàn)出鄒忌卓越的能力，與勸齊王納諫時的聰明級別沒有區(qū)別；在捍衛(wèi)鄒忌的個人利益這點上也沒有差異。李斯也是如此：《諫逐客書》完全符合他的個人利益，寫得越是振振有詞、酣暢淋漓，越能達到個人目的；但韓非卻極有可能取他的相國地位而代之，這自然有悖于李斯的個人利益，這時的李斯根本不會有“善惡博弈”就心安理得地置韓非于死地了。因此，表面上看起來一個“陽光”一個“陰暗“的兩件事，其實質(zhì)是一個：個人利益至上，采取的手段適用“陽光型”那就陽光一把吧，如果只能采用“陰暗型”才能成事，也會毫不猶豫地陰暗陰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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