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和任繼愈

季羨林在望九之年站在位于臺灣的胡適的墓前就有了一些回憶和感慨，就和那位長他二十歲、早已謝世的一代文化大師有了心靈上的溝通，文章寫得生動自然，娓娓道來，沒有什么空話和套話，也就值得一讀了。

有人評論說，如果季羨林六十歲去世，充其量就是一個學者、教授罷了，可是人家“老來聊發(fā)少年狂”，每天堅持筆耕不止，而且淡泊名利，這些年下來居然有了幾百萬字的作品，還有了各種林林總總的選集，也就有了一些知名度，自然不同凡響。季羨林原本是研究梵文的，就是寫了一部八十萬字的《糖史》也不為人知，他自己坦言：“改革開放以后，自己腦袋里才裂開了一條縫。”才有了另一片廣闊的天地。

再看那位主編過《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的任繼愈，因為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而在歷次運動中穩(wěn)坐釣魚船，沒有受到?jīng)_擊的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曾經(jīng)“老夫聊作少年狂”。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判斷，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一片嘩然，后又指出：《國際歌》唱的是“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而《東方紅》則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言下之意誰都明白，這位圖書館的館長是大徹大悟了。后來，任繼愈又斷言：“我們直接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差一個階段?！甭犉饋砗苁煜?，原來又變成了當時那股思潮的吹鼓手，可是習慣多變，就有些遭人在背后笑話，以至于身后幾乎沒有人去采訪他的弟子、學生和家人。就我而言，我倒喜歡那個天道酬勤的季羨林，人家至少不胡說八道。（200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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