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一生都是頗有規(guī)劃的人，很少率性而為，即然想到要把全家遷至天津，之前幾年一定有所鋪墊。姑姑與姑父結(jié)婚不久就落戶北京，三叔1954年結(jié)婚之后不久也到了北京石景山的首鋼上班，而舅舅也是在1954年到了北京官廳水庫工作。父親生前未曾說過他們是如何落戶北京的，但我相信依父親在家中及這些人心中的份量，難免推波助瀾。父親工作的福興縫紉社的工友都是棗強同鄉(xiāng)，姑父也是其中之一，姑姑姑父的婚姻或許就是父親牽線？三叔沒父親的首肯未必敢獨自去北京闖；而舅舅在我母親婚后一定也會得到過父親的格外照顧，不可能不受父親言行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對比自己大九歲的姐夫言聽計從。

1956年天津各行個業(yè)開始公私合營，九月三舅爺?shù)母Ｅd縫紉社被合并到東昌橡膠廠，后改為大陸橡膠廠，文革時也曾一度叫工農(nóng)兵膠鞋廠。1957年一月母親即抱著僅四個月的我和10歲的大姐四歲的二哥隨父親來到天津，三間工房我們家占了一間，其它兩間另外幾個工友同住。奶奶故土難離說什么也不來，也別說十幾間房，幾百坪的大院子，還有棗樹林和十幾畝地說不要就不要了，這個決心是真不容易下的?？筛赣H來意已決，無奈只好先讓七歲的大哥陪奶奶，便帶上我們一家與快臨盆的二嬸先行來津，二叔之前已到天津。秋后奶奶一看實在拗不過父親，加上大哥已到上學年齡，也只好一同來到天津。后來奶奶與二叔二嬸一同住在三舅爺在老城廂南馬路原天津高法后的一個小院的南廂房，三舅爺一家則住在北廂房。

幼年時幾乎每星期我都會去城里二叔二嬸家看奶奶，從北門坐圍城轉(zhuǎn)的紅牌藍牌白牌有軌電車南門下，或進北門左拐戶部街穿過老城廂公園再進城里二道街走著去。三舅爺三舅奶人特別好，每次去都給好吃的；還有二叔二嬸知道我們家人口多生活困窘些，吃完飯總還要給一二毛錢讓我和妹妹坐電車回家。有時就為了省那二分錢電車票錢，多晚我和妹妹也會自己走回家，穿行在曲曲彎彎黑乎乎又很狹窄的小巷里，妹妹每每怕的都不敢松開我的手。三舅奶奶慈祥的很，但也不知她是那地方人，，會把肉說成“漏”。三舅爺和三舅奶從來沒煩過我們?nèi)?，一吃飯就吃“漏”吃“漏”的不離嘴，我印象特別深。文革時我有一回看到她和三舅爺站在院門口的二把椅子上被造反派批斗，大熱天的汗流夾背，還被鉸了頭發(fā)。也不知是被污辱后的心病還是真有病，老人好象1967或1968年就病故了，全家人為三舅奶帶孝也是我少年時印象頗深的一件事。老人年齡應(yīng)該不會很大，因為我的大表叔大表姑和我大姐幾乎同齡,而小表姑小表叔比我還少幾歲。

1969年二叔二嬸分到黃河道血庫后的房子，我和大表叔用平板車幫著拉家具，小表叔也就七八歲，蹬個三輪車比我們快了許多。當時周邊多是墳地，周末去看奶奶時，許多建筑基坑里，人頭骷髏隨處可見，我們孩子甚至會當皮球踢。1970年年奶奶去世，卒年69歲。

1958年大躍進后，由于農(nóng)村大煉鋼鐵鬧浮夸風荒廢了糧食生產(chǎn)，加上中蘇交惡要還蘇聯(lián)援助中國各種基礎(chǔ)項目的債務(wù)，甚至志愿軍援朝的戰(zhàn)爭消耗，全中國都進入困難時期。網(wǎng)上說的全國餓死三千余萬人應(yīng)該就是那個時期既1960年前后。

我記得那幾年每次吃飯父親會用秤稱，更不是饅頭窩頭什么的，而是高粱米麥麩豆腐渣菜葉羅卜英子等的混合物，根本成不了團，好象叫“拿糕”要到撥碗里吃，有時是先分堆后再稱重，我們眼巴巴看著，父親不發(fā)話誰也不敢動手。(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我還記得春夏僅管父親下班很晚，還常要和幾個同事去南郊的溝塘捕魚或逮螃蟹，而秋冬則是去郊區(qū)的莊稼地里撿拾農(nóng)民收獲后拉下的紅羅卜頭，小山芋芽子來充實全家人的肚皮。家里至今有父親過去刨挖山芋羅卜的三齒鋤，成年后腦海中父親風塵仆仆的用自行車駝著麻袋到家門口的影象依然很清晰。

2017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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